9.18 藏族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p><strong><center>藏族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李鹏姬、马海林《心理月刊》2020年第1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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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研究目的：</strong>
探讨藏族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三者的关系。
<strong>文章框架：</strong>
1 资料与方法
2 结果
2.1 社会支持、自尊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藏族大学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中介变量自尊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中社会支持、自尊、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两两之间呈正相关（P<0.01），与消极情感呈负相关（P<0.001）。这说明当一个具有高自尊水平的个体拥有良好社会支持时他会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对待周围的情感也更为积极，于是便有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如感到更多的自我价值，更容易肯定自己，更少地对生活有负性情绪出现更少的消极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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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尊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由表2～4可知，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分别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当自尊进入回归方程后，社会支持对这三者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下降。进一步Sobel检验表明，自尊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Z=2.71,P<0.01），在社会支持与积极情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Z=2.32,P<0.05），在社会支持与消极情感之间也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Z=-3.20,P<0.001）。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自尊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及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模型的拟合度。结果如图1所示。从模型给出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结果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仍然是显著的（β=0.73,P<0.001）；且经Bootstrap（取样数为5000）检验发现自尊的中介效应（β=0.08,P<0.01；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45～0.149）存在，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x2/df=1.538,CFI=0.972,NNFI=0.951,NFI=0.926,GFI=0.972,RMSEA=0.037，均满足统计学标准且比较理想，说明该模型是可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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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藏族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之间两两相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最高。这表明有着良好社会支持与高自尊的藏族大学生在生活中易对自己产生更为正面性的评价，较为自信，即使在面临失败或者困难时也更容易相信自己能克服过去，更易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更少产生负面情绪。这与贾继超的研究相一致[8]，这充分说明自尊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自尊越高，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也越高，消极情感越低。
3.2 自尊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在多元逐步回归中我们发现，社会支持对自尊做出了显著预测，可以解释其变异的3.3%；社会支持分别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也做出了显著预测，分别可以解释其变异的13.6%、2.7%和6.3%，这进一步验证了“3.1”的分析。社会支持对自尊的影响过于微弱，这或许是因为自尊这一特质不仅仅受到社会支持这一变量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变量更为重要的影响，具体是什么变量在本研究并未涉及，这有待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探讨。
当我们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加入自尊变量后，发现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3.1%，对积极情感增加了2%，对消极情感增加了8%；与此同时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由0.372降为0.338,0.173降为0.145,-0.255降为-0.201。这样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预测力的下降或许与中介变量自尊的加入有关，它的加入对二者关系产生了影响。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条路径是个体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增进其主观幸福感；另一条路径则证明，社会支持亦可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对个体主观幸福感间接产生影响。
4 结论
藏族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自尊、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预测作用。在日常人际关系中高自尊的藏族大学生拥有更多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自尊在藏族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既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又可通过自尊间接对其产生影响。</p>